重構單一市場：第二部分

首先，我們必須正視一個事實：光靠公部門資金是不夠的。我先從最複雜的部分說起，畢竟歐洲過去一直以來都是由公共資金主導。但我們必須善用私人資金的槓桿效應。2015至2020年間的「容克計畫」在我看來是個不錯的構想，但如今，我們必須思考如何透過動員私人資本來贏得這場戰役。

遺憾的是，這點在歐洲尚未實現。我們或許能說服部分債權國動用公部門資金，但前提是必須能同時動員私人資金。由於各國公共債務狀況差異，有些歐洲國家甚至反對公共資金投入。在這裡，「儲蓄與投資聯盟」朝著整合金融市場的方向邁出一大步，為歐洲的儲戶創造更多投資機會，並帶來有吸引力的報酬展望。當然，我們必須建立財政誘因，

並且打造橋樑，讓這些儲蓄能夠投入歐洲的公共財。隨著NextGenerationEU資金將於2026年底到期，那之後呢？如果沒有新措施，我們就會回到新冠疫情前的預算水準，但那遠遠無法滿足當前的需求與期待。因此，唯有兩大支柱──公部門資本與私人資本──同時發力，事情才能有所進展。我認為「儲蓄與投資聯盟」就是其中一環，我也期盼會員國能接受這個想法。歐洲聯盟執行委員會已通過相關提案，接下來就看會員國的態度了。

其實很簡單，如果不這麼做，他們將不得不回到疫情前的預算水準，削減所有歐洲支出。這樣一來，要解決歐洲的新需求將非常困難，沒有人會願意跟民眾說：「抱歉，我們得砍掉Erasmus計畫。我們要推行Horizon計畫，因此必須刪減結構基金及農村發展經費。」

我看不到任何一位歐洲總理會這樣對人民說。然而，這卻是支持某些重要任務資金的唯一方法。否則會員國只能靠國家預算來填補歐洲公共基金，那將會是一場激烈的掙扎，恐怕難以實現。

而真正的推動力量將來自外部，如今是美國川普總統帶來的壓力，

正是來自美國的壓力，促成了歐洲層面一些奇蹟的誕生。

事實上，許多歐洲聯盟國家的財政法規已經給予資本不少誘因， 但市場並未真正回應這些誘因，歐洲對勞動力的稅負依然沉重。我的重點是，對資本的財政誘因必須變得吸引普通儲戶， 關鍵對象不是Cristiano Ronaldo或Lionel Messi這樣的頂尖球星，而是中產階級的儲戶。他們必須感受到這些誘因對他們有利──成為收入的有效補充。這在歐洲一直缺乏實現。我深信，我們可以嘗試重新導向這些財政誘因，鎖定中產階級儲戶， 而這必須具備規模效應。我們需要歐洲層級的財政誘因，並且取得各國的共識。雖然目前還沒達成，但這正是我報告及儲蓄與投資聯盟的核心主題。

您說得沒錯。不過我們也有過一些成功案例，非常具體的誘因確實能將儲蓄轉化為實體經濟中的能源投資。以義大利為例，我們的「個人儲蓄計畫（PIR）」運作良好， 還有許多類似案例。

所以我的提案是，在歐洲層級建立類似的儲蓄計畫，引導中產階級儲戶信賴這項歐洲工具，在助益歐洲經濟的同時，也能獲得可觀回報。文化確實是一大挑戰，金融信任也是問題，但距離金融危機已過了12年，我們的歐洲金融體系已經足夠強韌，甚至能抵禦來自川普的衝擊。

所以我認為，我們現在已經成熟到可以推動這件事了。

目前《穩定與成長公約》正在進行改革，我們需要持續檢視其運作成效，並保有一定的調整彈性。從歐洲聯盟執委會主席Ursula von der Leyen推動防禦計畫的行動來看，事實證明制度中其實已有足夠的彈性。因此，我不認為問題出在公約本身過於僵化。真正的問題是：投資不足。而造成投資不足的原因，是金融市場的碎片化與缺乏強而有力的私人資本市場。我們必須針對這兩個問題積極改善。

單一市場是在1980年代建立的，當時圍繞「貨品、服務、資本與人員自由流動」這四大經濟自由構建， 但這四大自由反映的是當時的經濟型態，如今我們需要的是第五項自由：研究、創新、知識與教育的自由，因為正是這些無形資產驅動了現代經濟的成功。我在報告中提出，要透過這「第五自由」來提升生產力與競爭力。

這也意味著我們在研發（R&D）上的投資方式必須有大幅度的調整。美國在近年之所以能夠有亮眼表現，是因為在公共投資維持平穩的情況下，他們成功將私人部門的研發投資在12年間提升了四倍。

這就是我們應該仿效的模式。

我們需要私人資本參與研發，

這可以透過「儲蓄與投資聯盟」來實現，同時我們也必須調整大學與研究體系的運作方式。

舉例來說，我在報告中提到，我們目前並沒有歐洲聯盟認證學位。不同國家、不同大學所頒發的學位彼此難以互認，對機構、學生與雇主來說都構成困擾。

我們可以比照虛擬「第28國」的概念來整合並簡化這套系統。另外，我們也可以重新啟動過去的一些好構想， 例如「歐洲大學聯盟」。2017年，我們創立了「歐洲大學聯盟」，每個聯盟包含7到9所來自不同國家的大學。我當時在法國巴黎高等政治學院Sciences Po任教，我們成立了 CIVICA 聯盟，是65個大學聯盟之一，現在我任教的 IE 大學也是成員之一。

這些聯盟是放大歐洲高等教育規模的起點。們的歐洲大學相較於美國、中國或印度而言規模太小，這些聯盟是擴大規模的良好開端，但這也需要資金投入。而如果歐洲聯盟未來的預算重回疫情前水準，那將無法提供足夠的資源支撐這些計畫，對當前面臨的各種挑戰而言，將是極大的倒退。

我認為首要之務是整合歐洲的金融市場。我清楚知道這不是個熱門議題，但它極為關鍵。我們需要各國總理、歐洲聯盟執委會主席、歐洲理事會主席全力支持與背書，我們既需要獲得合法授權，亦需要責任承擔。我們要對歐洲公民說：「各位，我們今天在金融市場上基本上是美國的附屬。若要提升韌性，我們必須整合歐洲金融市場，建立歐洲自有監管架構與金融工具。」

這也意味著，我們必須終結「國家金融護照」制度。這不只是技術問題，更是政治議題。

如果每一家歐洲金融機構或銀行都是以國家護照為起點，那麼它們很快就會在『邊界』被阻擋

──這個邊界在現實中早已不存在，但在這類金融整合的倡議上卻仍然存在。

若一家金融機構以義大利、西班牙或瑞典護照出發，當它試圖跨足歐洲市場時，這個護照就不再是優勢，而成為障礙。反觀美國，所有金融機構都是「美國的」，而非「德州的」或「加州的」。這讓各機構能自由地在全國最大市場運作，無須面對額外限制。

而歐洲的現況卻是：一家機構若來自法國，走出法國就是挑戰重重。這很複雜，但我們必須面對。

這可能是個簡化的說法，但我堅信，英國脫歐（Brexit）是資本市場聯盟最大的阻礙因素。

資本市場聯盟計畫起始於2014年， 原本構想相當出色，目標是建立歐洲金融市場的共同「首都」， 而資本市場的中心原本預定設在倫敦。這是絕對正確的選擇，也本會取得巨大的成功。如果今天倫敦仍在歐洲聯盟內，資本市場聯盟或許早已成形， 我們的整體實力也會更加堅強。

但英國脫歐終結了這個願景，之後我們反而陷入了誰該領頭的爭論──是都柏林？米蘭？馬德里？阿姆斯特丹？巴黎？還是法蘭克福？老實說，大陸歐洲沒有第二個倫敦。

所以我認為，我們現在應該從頭開始，以「儲蓄與投資聯盟」的概念重新出發，並盡可能弱化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在當代科技的支持下，我們或許不再需要一個實體的「金融首都」，而是透過統一監管體系，整合27個金融主管機關的運作。這並不容易， 但我相信現在正是實現它的時機。

我認為這是唯一可行的方向。Airbus的例子非常值得借鑑，因為它的誕生不是市場的選擇，而是政治決策的成果，是各國為了共同進軍航空產業而協力打造的。

今天，Airbus成為歐洲少數能在全球市場上競爭的「冠軍企業」，沒有人會說Airbus是哪一個國家的品牌，它就是歐洲的。但金融市場就不同了──

你說出一家品牌，我就能指出它是哪個國家的。

而這個「國別標籤」就是品牌的天花板、品牌的限制。這是關鍵所在。我們必須改變這種思維模式。我知道這並不容易，但從長遠來看，這是歐洲唯一的出路。而「儲蓄與投資聯盟」正是朝這個方向邁進的實際路徑。

我認為最重要的教訓是，當遇到危機時，必須「放手一搏」，但我們當時並沒有做到。我還記得金融危機初期的幾年， 當時大家還以為這只是金融世界的問題。我依然記得2008、2009，甚至2010年的氛圍，大家認為這只是金融業的問題，並未觸及實體經濟。

事實上，金融危機只是第一波，接著波及實體經濟，最後衝擊社會層面，導致民粹主義的興起。歐洲的民粹主義，歸根究柢，是這場危機的結果，也是因為歐洲機構與歐元無法發揮應有的防護作用。而缺乏防護罩並非歐洲機構的錯，而是因為部分國家不願意更深入整合歐洲聯盟。

我們正生活在這樣的矛盾之中。你會聽到一些民粹主義的簡單說法，說我們變得軟弱，擁有歐元卻變得不再重要。這種說法完全錯誤，我們變得不再重要，是因為中國與印度，以及其他金磚國家崛起。

世界人口從30億成長至80億，而我們歐洲人依舊維持過去的規模，這才是差異所在。過去我們是大國，現在成了小國。既然是小國，我們就必須融入一個能讓我們與中國、印度、美國競爭的歐洲體系。道理很簡單，但其帶來的挑戰卻非常艱鉅。

我認為情況正好相反。儲蓄與投資聯盟的其中一個核心理念就是解決不平等問題。目前歐洲面臨的主要不平等之一，是具備財務知識的人能夠透過金融體系獲得大量資金， 而缺乏財務知識的人卻無法利用金融工具， 這是一道隱形且嚴重的不平等障礙。儲蓄與投資聯盟的主要目標，就是為中產階級的儲戶提供更多、更好的機會。因此，我不認為不平等會因此加劇。

我最擔心的意外後果，是歐洲與美國之間的某種脫鉤現象。

在我看來，這是最糟糕的情況。我在川普當選前完成這份報告，裡面提及了創建跨大西洋單一市場的必要性，或者至少啟動相關討論。我非常支持歐洲與美國之間保持良好合作關係。

我將舉出三個例子，這是我希望在2040年成為現實的願景。您或許會覺得這些事情看似不複雜，甚至很自然，但實際上推動起來非常艱難。首先，希望歐洲只有一個電話號碼區號：+0，就像美國的+1一樣。這樣我們就不必再用+49、+39、+34這類不同的區號。這代表著擁有真正統一的電信市場，讓消費者可以在六、十或十二家歐洲電信營運商間自由選擇。這些企業規模足夠大，能成為世界級的冠軍，而不是像現在各國各自為政、規模太小無法與全球競爭。消費者會感到受益，而我們也能重新奪回1980、1990年代曾經領先的市場地位。

第二個願景是能源市場：一個無論是消費者還是中小企業，每天都能自由選擇來自不同歐洲能源來源的世界。明天，你可能選擇來自北方的低價風力發電，隔天切換到南方的太陽能，第三天再用法國的核能，因為電力網絡高度互聯互通，讓你每天早晨都能選擇成本最低的能源。

第三個願景是數位歐元（Digital Euro）成為歐洲所有交易的支付工具，在歐洲消費者、歐洲土地及歐洲商品間廣泛流通使用。

這三個例子看似簡單， 卻牽涉到電信、能源和金融服務三大系統的根本變革。然而，這些都是可行的，它們將使歐洲更強大、更一體化，為我們的公民帶來更好的生活品質、更高的收入與更優質的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