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單一市場：第二部分

首先，我們必須考慮到不能僅靠公共資金。我從最複雜的領域說起，因為歐洲一直以來都依賴公共資金，而我們需要撬動私人資金。我覺得 2015 年至 2020 年的容克計劃是個好主意，但現在，我們必須考慮調動私人資本來贏得這場戰役。

這一點在歐洲目前尚未實現。我們可以說服歐洲的債權國調動公共資金，但前提是我們能夠動員私人資本。部分歐洲國家因為公共債務差異，反對使用公共資金。儲蓄與投資聯盟在這方面是朝正確方向邁出的一步，因為它嘗試整合金融市場，為歐洲儲戶提供更多機會，並帶來具吸引力的回報前景。當然，我們必須建立財政激勵。

然後，我們需要建立一座橋樑，讓這些儲蓄能夠投資於歐洲的公共項目。NextGenerationEU 基金將於 2026 年底到期。那接下來會怎樣呢？如果什麼都不做，我們的預算將回到疫情前的水平。那遠遠不足以應付我們目前的需求和期望。所以，要讓事情運作起來，唯一方法就是靠公共資本和私人資本兩大支柱。我認為儲蓄與投資聯盟是其中一部分，我也希望成員國能夠接受這個想法。歐盟委員會已投票通過，現在輪到成員國行動了。

我覺得其實很簡單。如果不這樣做，就會被迫回到疫情前的預算水平，並削減所有歐洲開支。而且，要解決歐洲的新需求，我們沒辦法直接說：「各位，很抱歉，我們要削減伊拉斯謨計劃。為了支持地平線計劃，只能削減結構基金和農村發展基金。」

不會有任何一位總理會對自己的民眾說：「不好意思，我們決定砍掉這個預算。」同時，這卻是資助某些任務的唯一途徑。否則，成員國將不得不自掏腰包，支援歐洲公共基金。這將會是一場艱難鬥爭，而且我認為最終無法實現。

真正的推動力會來自外部。如今，這個推動力就是特朗普。

「來自美國的壓力，正在歐洲層面製造一些奇蹟。」

實際上，我認為許多歐盟國家的財政法例已對資本提供不少激勵措施，但市場卻未能充分利用，而歐洲對勞動收入徵收之稅務仍然偏高。我的觀點是，對資本的財政激勵措施必須能夠吸引一般儲戶。重點並非著眼於像 C 朗或美斯這些明星球員，而是中產階層。他們需要感受到這些激勵對自身有利，能夠作為收入補充。然而，歐洲現時情況並非如此。我深信我們可以嘗試將這些財政激勵重新導向中產階層儲戶，而這需要規模效應。我們需要在歐洲層面推行財政激勵，並獲得各國共識。這尚未實現，但完全有可能做到，這也是我的報告以及儲蓄與投資聯盟的主要討論主題。

沒錯，說得對。但我們也有過一些成功的例子，透過非常有針對性的激勵措施，有效促進了利用節能獲得的資金推動實體經濟發展。在意大利，我們推行了「個人儲蓄計劃」（PIR），成效顯著。此外，還有許多其他成功的例子。

因此，我的建議是在歐洲層面推行這項儲蓄計劃，推動儲戶——特別是中產階層儲戶——去信任這個工具，在獲得良好回報的同時，亦能支持歐洲經濟發展。的確，這當中存在文化上的問題，亦有金融信任的問題。但同時，金融危機已經過去十二年，歐洲的金融體系現時相對穩健，並在特朗普的壓力下展現出一定韌性。

「所以我認為，我們現在已經足夠成熟去推動這件事。」

我們現正對《穩定與增長公約》進行改革。我們需要檢視其運作是否有效，並在有需要時靈活調整。不過，馮德萊恩在防務計劃上的言行表明，目前的制度靈活性足夠。所以我不認為問題在於對《穩定與增長公約》的詮釋過於僵化，真正的問題是投資不足。而投資不足的原因，在於市場分散，以及缺乏強大的私人資本市場。我們必須努力解決這兩個問題。

單一市場的歷史可追溯至 1980 年代，當時圍繞商品、服務、資本與人員的自由流動而建立。而這四大自由，反映的是當時的經濟模式，當中並未涵蓋如今令經濟體取得成功所不可或缺的「第五項無形的自由」——即科研、創新、知識與教育。因此，我在報告中提出創設「第五項自由」，以提升生產力與競爭力。

這意味著我們在研發投資方式上，必須作出重大努力。美國近年來之所以表現優異，是因為在公共資金投入不變的情況下，在十二年間成功將私人研發投資增加了四倍。

這是我們必須效法的榜樣。

「我們需要私人資本投入研發」，

透過儲蓄和投資聯盟，我們還需要以不同的方式重整大學與科研體系。

舉例來說，我在報告中提到的一件事是歐洲目前並無「歐洲的學位」。各國各大學所頒授學位的相互承認機制，對機構、民眾與學生而言，都是一場噩夢。

我們亦可以將「第 28 個虛擬國家」的概念應用於此，以實現統一與精簡。同時，我們亦可重新檢視過去提出過的一些構想，其中之一便是「歐洲大學聯盟」。2017 年，我們建立了由來自不同國家的七至九間大學組成的「歐洲大學聯盟」。我對此記憶猶新，因為當時我正在巴黎政治學院工作。我們創立了 Civica，這是 65 個大學聯盟之一。我目前任職的 IE 大學亦是該聯盟的成員。

這些聯盟非常有價值，因為它們正是在大學層面實現規模效應的雛形。與美國、中國和印度相比，我們的大學規模太小。我們需要擴大大學規模，這些聯盟可以成為這個目標的雛形，但同時我們亦需資金。所以回到之前的問題，倘若下一年的歐盟預算回到疫情前的水平，便不會有資金支持這些計劃了。而以目前的種種需求來看，那將會是一大倒退。

我認為最重要的是金融市場一體化。當我這麼說的時候，我立刻就意識到了其中的困難，因為這個話題並不受待見。我們需要各國總理、領導人、歐盟委員會主席和歐洲理事會主席的共同承諾。我們需要合法性和主導權。我們要告訴歐洲的公民：「各位，我們今天在金融市場上其實成了美國的附庸。
若想要具備抗風險能力，我們必須整合金融市場，並且在歐洲層面運用歐洲工具進行監管。 」

而這必然意味著要廢除國家層面的許可制度。這不僅是技術問題，更是政治挑戰。

「若每家歐洲金融巨頭或銀行皆需自己國家的許可證來運作，那它們甚至走不出國門。」

國家的邊界雖然已不復存在，但此類措施上卻依舊。

若一家意大利、西班牙或瑞典銀行想突破本國國界，進入歐洲市場，許可證反而成了阻礙，而非助力。美國則不同，所有金融市場的參與者都是美國公司，而非德州或加州的公司，能毫無障礙地享用最大的市場。

若在歐洲，一家從法國起步的公司，要跨越法國邊界就面臨諸多困難。情況非常複雜。

這或許是個簡短的回答，但我堅信，資本市場聯盟真正的致命打擊是英國脫歐。

我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資本市場聯盟是在 2014 年成立的。這是一個非常好的計劃，也是個有望成功的計劃，其核心理念是為歐洲金融市場打造一個統一的資本中心。而這個資本中心本應是倫敦。倫敦絕對是合適的地點。這個計劃本可取得巨大成功，資本市場聯盟本應已完成，倫敦本應作為我們金融市場的中心，我們所有人本應更強大。

但脫歐扼殺了這個構想，隨後我們花了數年時間爭論哪個城市將成為新的金融中心：是都柏林、米蘭、馬德里、阿姆斯特丹、巴黎，還是法蘭克福。但大陸歐洲並沒有出現第二個倫敦。

我認為我們現在必須從零開始，從儲蓄與投資聯盟這一理念出發，努力弱化「地點」的重要性。鑑於現今的科技發展，我們或許不再需要單一的金融中心。我們可以建立一套統一的監管體系，促使 27 個國家的主管部門協同合作。這可能行得通。我知道這不會是一件易事，但我今天已看到了潛力。

我認為這是我們唯一可以走的方向。空中巴士的例子非常有趣，因為從根本上講，空中巴士並非由市場創建，而是由政治推動，它源於整合這個產業的需要。

空中巴士可能是我們歐洲唯一的世界級龍頭，這並非偶然。空中巴士是歐洲公司——沒有人可以說它來自某個國家。但就我們在金融市場上的品牌，卻不能這麼說。

「告訴我一個品牌，我會告訴你它在許可證上用的什麼名字。」

而許可證上的名字，就是這個品牌的極限、上限。這正是關鍵所在。我們必須改變這種心態。我明白困難重重，但歸根究底，這是唯一的出路。儲蓄與投資聯盟正是朝這個方向前進的手段。

我認為最重要的教訓是，當陷入困境時，必須下大決心——而我們並沒有這樣做。我記得危機發生的最初幾年，我們仍然以為這僅僅是金融界的問題。我仍清晰記得 2008 年、2009 年，甚至 2010 年的氛圍——大家都認為這是金融界的問題，不會影響實體經濟。

事實上，金融界只是第一階段，但隨後這波浪潮波及實體經濟，繼而擴散到社會層面，導致民粹主義興起。歐洲的民粹主義，歸根結底是這場危機的結果，也是因為歐洲機構和歐元未能發揮保護作用的認知所致。缺乏保護並不是因為歐洲機構，而是因為部分國家不願進一步融入歐盟。

我們就處於這種矛盾之中。我們會聽到一些帶有民粹味道、簡單粗暴的說法，指我們變得軟弱——認為自從引入歐元之後，我們在國際上的地位就開始下滑。這樣的說法實在荒謬。我們的影響力之所以不如以往，是因為中國、印度以及其他金磚國家的崛起，並非其他原因。

世界人口由三十億增至八十億，而我們歐洲的人口卻沒有太大變化，這才是真正的分別。我們曾經是大國，現在是小國。既然我們只是小國，就必須融入一個歐洲體系，讓我們有能力與中國、印度和美國競爭。道理其實很簡單，但當中的後果卻令現實變得非常艱難。

我認為正好相反。儲蓄與投資聯盟背後的一個理念，就是要解決不平等問題。當前歐洲存在的一大不平等，是具備金融知識的人能夠獲得大量資金，而缺乏金融知識的人則不然。這是一個隱藏的不平等障礙。儲蓄與投資聯盟的主要目標，是為中產階層儲戶提供更好的機會。所以我不認為會出現更嚴重的不平等問題。

「我最擔心的意外後果，是與美國出現某種脫鉤。」

在我看來，這是最糟糕的情況。我在特朗普當選之前已完成報告並定稿，當中提及了建立跨大西洋單一市場，或者至少開始討論其可能性的必要性。我堅決支持雙方維持良好關係。

我會舉三個例子來說明。現在，您或許會說這些事情並不複雜，而且理所當然，但實際上情況並非如此。第一個例子是歐洲電話號碼使用統一國碼 +0，因為 +1 已經被美國用了。這樣一來，+49、+39、+34 等國碼便可統一消除。這代表建立一個統一的電訊市場，消費者可以在六家、十家甚至十二家的歐洲電訊營運商之間自由選擇。這些歐洲電訊營運商將有足夠實力成為世界級領軍者，而不是像現時這樣分散。目前，每個歐洲國家都有自己本土的龍頭企業，但這些本土龍頭規模過小，難以在世界市場競爭。消費者將會因此受惠，同時我們亦有機會在 1980 及 1990 年代領先的行業重奪領導地位。

第二個例子是電力：未來的世界中，無論是消費者還是中小企，每天都可以透過一個運作完善的連接系統，在歐洲各種能源所發的電力中進行選擇。明天，我們可以低價使用來自北方的風電，後天可選擇南方的太陽能電力，大後天則可從法國取得核電。因為連接系統運作順暢，我們每天早上都能自由選擇接入價格最低的電力來源。

第三個例子是推行數碼歐元，使歐洲消費者能在歐洲境內用數碼歐元購買歐洲商品，進行各種支付。

我認為這三個例子都是日常生活中非常簡單的應用。當然，要實現這些目標，背後需要對我剛才提及的電訊、能源和金融服務三大系統進行改革。但這些都是可行的，並且將令歐洲更強大、更一體化，能為民眾帶來更好的生活質素、更高的收入及更優質的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