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不平等状况正在加剧。这问题不仅比19世纪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严重,而且各国内部的状况也日趋严重,收入不平等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人们极需要一个解决方案。

不平等问题是当前人们最热门的讨论议题之一。我们应当如何分配资源,如何在一个经济严重不平等的世界中共处?虽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从理论角度提出和评估许多不同方法,以寻找潜在解决方案,但合适的应用仍遥不可及。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曾就这个议题撰写过多部著作。他也认为没有一蹴而就的简单办法。但他确信:如果我们过去制定的规则让经济变得更不平等,现在我们必须重写,让它们更加平等。他建议:“给予工人更多的谈判权,限制企业的权力,创建更好的公司治理框架,遏制金融部门的权力。”他这番话针对的是美国经济。自80年代以来,美国收入前1%的人口收入翻了一番,而全职男性劳动人口当前的收入却比半个世纪前还要低。

如果你认真看看 传统贸易理论,它其实记载了国际贸易中经常会出现失败者。
– 克鲁格曼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是此领域的另一位专家。2015年,克鲁格曼从普林斯顿大学转职至纽约市立大学(CUNY)。在那里,他开始了对不平等贸易理论方面的研究。克鲁格曼解释说:“如果你认真看看传统贸易理论,它其实记载了国际贸易中经常会出现失败者。我们看到,自80年代以来,贸易持续增长,其中的劳动密集环节是转移到低工资国家完成的。””

克鲁格曼提到,中国的中产阶层从全球贸易中获益甚多。但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向发展中国家的工人支付发达国家一样水平的工资?这个问题是不是太天真了?

他回答说:“如果你坚持这样做,那么发展中国家基本没法出口任何东西。你或许会说,消费者能否选购一些在良好环境下生产的商品,而不是那些因此占优势的产品?是的,在某程度上是可以的。但在如今这个发展水平、技术水平或生产力水平差异巨大的世界里,必然会产生严重的不平等。按发达国家标准,人们所购买的许多商品必然是由工资很低、身处恶劣工作条件的工人所制造的。”

我认为,没有一番斗争,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 斯蒂格利茨

不平等已不再表现为富裕的西方国家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对立,而是一个深入根植于社会内部的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不平等加剧也会造成更大程度的政治两极化及经济增长放缓。归根结底,某些较发达国家出现的国家保护主义呼声往往反映了公众对全球化的强烈反对。

斯蒂格利茨相信,我们会成功缩小上述差距,至少从美国和欧洲的情况来看是这样。他表示:“我对民主进程有足够的信心。长远来看,我们可能会在美国取得成功,而欧洲的可能性更大。但我认为,没有一番斗争,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克鲁格曼驳斥了"传统智慧"的概念,认为这往往只是强大精英们的智慧。他表示:“巨额财富削弱了我们这个共同体的凝聚力。”当需求强烈时,找出解决办法的渴求也会迫切起来;我们可以,也应当做些事情来恢复平衡。他点着头,充满信心地说道:“比如再分配、税收和转移支付,为较贫困群体提供某种形式的基本收入保障,对最富有的人群征税。我们是可以做到这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