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賓治·霍姆斯特龍（Bengt Holmström）稱氣候行動為一個世代的運動，並跟反越戰和反蘇聯佔領捷克的示威相提並論。他說：「我認為這對當時社會如何轉變有龐大影響，個人亦可以產生莫大影響力。」
格蕾塔·通貝里（Greta Thunberg）發起的「Fridays for Future」運動，證明她這一代人可以直言反對不公。然而，面對數百萬人遊行要求他們的政府承擔責任，政府仍需以明確的行動回應。
個人亦可以產生莫大影響力。
霍姆斯特龍認為過度承諾有時效果甚微。「我喜歡由小處著手以證明其效果。試試可見成效的事情，然後將之擴大。」
他說他希望看到歐洲和美國特別為此制定具體計劃而非僅作出含糊的承諾。他說：「對，我們可以制定2050 年碳中和目標並應該可達到，但我十分擔心如果目標定得久遠，人們可能只想到說：『好的，現在說出目標，到時候它自然會達成。』」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讓·梯若爾（Jean Tirole）說碳定價實施受到阻礙是政治性問題而非構思複雜。「計劃受阻部分原因是政治性，這是因為我們知道如何去解決 — 因為在過去我們非常妥善解決了其他環境問題。你只須為事物定價。」
以減輕全球貧窮研究而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的 麥可·克雷默（Michael Kremer）認為採取行動的責任亦必須按比例分擔。他指出：「我們已看見氣候變化，當中有些是無可避免的，我們必須協助人們應對。我們身處富裕國家，有各種方法可以應對。雖非完美，但我們仍可獲得一些保護。而在發展中國家，方法往往非常少。」
他認為應該運用個人力量和財富要求政府承擔責任。在發展中國家，很多人沒有這種能力，但卻不成比例地遭受氣候變化的影響。
梯若爾說關鍵在於教育。「除非具備了相關知識，否則民主無法運作。正因如此，我們不單止有責任跟專家分享見解，還要跟大眾傳遞知識。」
我們不單止有責任跟專家分享見解，還要跟大眾傳遞知識。
梯若爾說：「我們對未來世代的人很自私。他們不能投票，所以他們不重要。這種想法糟透了。閱讀2015年《巴黎協定》，你會發現它跟1992年在里約熱內盧寫的協定非常相似。我們已知之甚久但卻無動於衷。」
前沿的經濟學家同意基於世界現狀，實在難以作出更大的行動承諾。米高·斯彭斯（Michael Spence）說：「民族主義不斷興起; 但我認為這並不使我們無法做到目標，只是它拖慢進程。我視之為一場經濟增長與改變增長模式以減少碳儲量的競賽。現時，我不認為我們勝出競賽。」
民主對解決氣候危機十分關鍵。公民應該向作出含糊應許和承諾的政治家問責。梯若爾說，關心地球未來的公民需要選出能夠改變而不是否定氣候變化的代表。「但願我們會有更多合理的管理體制想要處理氣候問題。」
賓治·霍姆斯特龍表示氣候運動正令事情朝正確方向發展。「年輕一代會擔當重大角色，因為他們可以全力爭取，這是他們未來。」
挪威經濟學家芬恩·基特蘭（Finn Kydland）表示僅依賴政府解決問題並不切實際。他說：「我對政治家不太樂觀。」不過，他相信是有方法的，並以他的祖國為例。 儘管挪威當地有化石燃料生產業，政治家依然選用政策鼓勵人們不使用。
政府提供電動車購買津貼，並於城市設立電動車專用行車線。「車價優惠和更快到達目的地的便利性結合令電動車快速普及。」
我真的不認同那些「地球已完蛋」的說法。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里斯托弗·皮薩里季斯爵士 (Sir Christopher Pissarides) 提醒我們，氣候問題最終不受國際邊界限制。他說：「各國必須明白，當他們做的事情影響到他人呼吸的空氣、環境和福祉時，他們必須為此負責。」他表示我們應保持樂觀，不應過份批判。「我真的不認同那些『地球已完蛋，多想無用』的說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