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梯若爾

身為經濟學家，讓·梯若爾（Jean Tirole）的研究和監管理論改變了市場監管在各個行業的應用方式，並拓寬了競爭的範圍。他是暢銷書作家、傑出教授，也是眾多著名獎項得主。而且，他為人謙虛。他的研究和個性，不僅為推動經濟學領域的發展貢獻良多，他也致力讓其成為一個更具合作性的空間，引入各界專家，並以親切、易理解和真誠的獨特方式與公眾接觸。

2014 年瑞典中央銀行紀念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經濟學獎

在 80 年代，當梯若爾和同事讓·拉豐開始市場監管研究，他留意到有很多領域已經由壟斷者或高度寡頭壟斷者控制 （即由少數公司控制的市場）。他對此發現感到不安，這些壟斷的公司可加價或降低品質，亦不會流失顧客；因顧客沒有其他競爭對手可以選擇。

梯若爾說：「我們很難確切定義甚麼是壟斷或寡頭壟斷，但我們可做的，是試圖衡量那些高價格且缺乏創新對社會造成的傷害。故此，我們需要競爭。嘗試引入競爭就是我早期的研究目的。」

他們開始研究包括鐵路、電訊及電力公司的公用事業壟斷，並考慮到三個主要目標。首先，如何引入競爭者。他們發現就算不同行業面臨的競爭挑戰相當類似，但在很多方面都不同。每個行業都需要自己的分析。

鐵路行業不能隨意複製路軌或車站。因此問題落在哪裏可以引入競爭，例如可以在生產設施方面引入競爭。根據梯若爾的說法，競爭需要創新，從長遠來看會令公司更警覺。

他們的第二個目標是在成本加成定價法 (cost-plus basis) 的基礎上制定獎勵性的規管。根據成本加成定價法，如果公司提高價格，監管機構將增加消費者的費用，從而令公司獲得合理的回報率。在梯若爾與拉豐發表研究之前，這些公司只會提高消費者的價格，但從不提高服務質素去對應增加了的價格。

他說：「令經濟學家擔憂的，是不正常的利潤。只要他們提供的產品對應消費者的需要，我們就會容忍他們的利潤。如果並非對應消費者利益，那就另當別論了。」

他們發現，透過用獎勵性規管對這些公司的表現和效率問責，他們就可以降低其成本。這些降低了的成本，部份可以由公司保留，其餘部分透過減價與消費者分享。

最後，他們努力處理不對稱或不完整的資訊。監管機構面對最大的問題之一，是他們手上經常沒有完整的公司成本資料。

梯若爾說：「減少不對稱資訊的確非常重要，但意識到不對稱資訊的範圍並作出行動去更改規管也同樣重要。我們曾試圖預測將會發生的改革，並盡力確保這些改革將以正確的方式進行。不對稱資訊的情況會一直存在，但至少你可以降低此成本。」

這項突破性的研究和工作，正是梯若爾稱為經濟的本質，試圖調節市場以使其變得更好。他說：「這是經濟學頗為強大的領域。監管這些行業的獨立機構由受過經濟學培訓的人所組成，他們吸收了這些想法，然後修改並改善監管規則。對正在發生的事情，這就是我們可產生一定影響的地方。」

儘管梯若爾早期的研究是植根於公用設施的壟斷，但他的理論經得起時間考驗，到現在仍舊適宜。世界上許多最大型的科技公司在本質上已經變得壟斷。其主要分別只在於其業務集中於創新及其應用。梯若爾以正蓬勃發展的共乘應用程式市場為例。

他說：「你對這些公司的觀感如何不是重點。問題是他們帶來了非常細小的創新。想想地理位置、記錄信用卡資料、寄送發票、評分、一瓶水等等。那些並不算甚麼大創新，比比皆是，但從沒有壟斷市場之的士公司會做到這些。」

梯若爾視科技風險為規管問題。他認為競爭法是正確的方向，但這些法規需要更具前瞻性。現時有兩種競爭法: 第一種側重於壟斷；第二種圍繞著收購。收購是建立壟斷的捷徑，眾所周知，科技公司皆會收購目前甚至未來的競爭對手。

梯若爾說：「首個選擇是回歸舊式監管方法。但這些都是環球企業，所以我認為此法不可行。一個國家不可能監管一間環球企業。」

美國、英國和歐洲部分地區已提出收集有關主要科技公司的資訊，包括潛在的收購行動，並與反壟斷機構共享，這將使機構能更快干預並停止某些潛在行動。

他說：「這將需要顛倒舉證責任，例如合併，該公司將需證明那是利好競爭的合併而非反競爭的合併。這將是不同的監管制度。防止收購比分拆一個已發生的收購更容易。」

世界上7家最大型的科技公司是雙邊市場，其平台必須吸引買賣雙方。以共乘應用程式為例，這意味著這些公司必須吸引乘客和司機。但在壟斷的情況下，因為乘客（消費者）和司機（商戶）雙方都可能被利用，這就構成了問題。進入這些市場的公司必須決定要取悅消費者還是商戶，而大多數科技公司都選擇了消費者。

2019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雷默說：「這情況就對消費者非常划算。他們不付分文就能獲得極佳服務。那麼你會問，競爭會傷害誰呢？如果這些公司為這些免費服務向廣告商收取高昂費用，營商成本和價格就會上漲。結果，消費者仍會間接為此付款，因為廣告商增加了開支。」梯若爾說更高收費會令這些強大的平台侵犯我們的私隱、牽涉政治並影響勞工的未來，這將變得危險。他說：「這完全取決於規管。我們都知道未來一片光明。如果我們正確處理這些問題，我們將更健康、更富足。」

像很多人一樣，梯若爾現時最擔心的問題之一，是氣候問題和我們的無能為力。就算他看到全球會議對應對氣候變化的良好意圖，他認為大多數會議的價值僅為一張良好意圖而非行動的清單。

他說：「如果你查閱 2015 年的《巴黎協定》，你會發現內容跟 1992 年的《里約熱內盧協定》如出一轍。2015 年的談判並非易事， 但會內至少得到196個國家說我們應該作出某些行動，這已經是種進步。但到最後，你需要有一項能逼使各國來到談判桌的策略，實際表示我們將撥款應對氣候變化，可不是各國領袖將回國並說：『噢，一切都會安好。』」

根據梯若爾的說法，部份問題是政治問題。其他環境問題過去是透過適當定價來解決的，他確信碳定價會帶領我們到更積極的軌跡。

他說：「我們對子孫後代負有更大責任。我們作出了很多漂綠行為。我們一直在談論環境，可是做得很少，但其實解決方法是存在的。經濟學家有解決方法。」

正因解決的問題是個全球議題，梯若爾擔憂每個國家都寧願其他國家付出努力。若單一國家擔起減少排放的百分百成本，但獲得的收益僅百分之一，這違背了行動和政治意願。

他說：「我們需要更潔淨的能源，我們需要更少碳排放。我們必須作出犧牲，不是巨大的犧牲，但這些犧牲只會變得愈來愈大。不如等到下年的想法是危險的，因為年復一年，結果將變成了三、四十年。數十年的不作為累積起來的問題，才是危機所在。

說到底，你需要達成國際協議。因為誰會是嬴家？嬴家是所有人類。

梯若爾在他達到所稱的轉捩點之前，已經做了三十多年經濟學家。直至那時，他一直與學界專家、政府、監管機構以及企業合作，參與政策制定。

其研究在經濟學領域獲得最負盛名獎項的認可後，忽然間，人們在街上截住他，希望更了解他的研究，但他需要以人們能理解的方式去解釋。

這一切都在一個特別時刻的出現，因為 2016 年標誌著民粹主義不斷滋長，許多人開始不信任專家。

他說：「這不僅在經濟學，在醫學、生物學和氣候科學等也確實如此。在美國和其他國家，很多領域上的專家都被漠視。這是很不幸的事態。必須有某種知識和共享這些知識，民主才能運作。我們有責任分享知識，不僅與專家分享，也要與一般民眾分享。」

這種意識促使他撰寫了《Economics for the Common Good》一書，以解釋經濟這門科學、其利弊並借古鑒今。顯示經濟學如何應用到生活各方面，並把它用作推動共同利益的力量。正如梯若爾發現，為大眾寫一本書比起教書或舉辦研究會要難得多。

他講述了他母親的故事，他說她如今就像往日一樣耳聰目明。她一直擔任法語、拉丁文及希臘文的教授，是個熱愛和尊重知識重要性的人。已屆九十高齡的她，在梯若爾獲獎後接受傳媒訪問。記者說：「你的兒子一定是個天才。」她答道：「你在開玩笑嗎，我的兒子是個天才？不，他不是個天才。」梯若爾微笑著說：「我想那是個正確答案，世上沒有天才。」

他說：「有些人有更多的動力，他們訓練有素，在合適的環境中遇到了合適的人，至少對我來說是這樣。我並不是一個傑出的人。我肯定有些才能，但我熱愛我的工作。」

梯若爾還在圖盧茲創立了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一所跨科學研究院包括了心理學家、社會學家、政治科學家、歷史學家、生物學家等，他們都與經濟學家共事。

他說：「這是我的經濟學觀點。這是一種合作並對某種統一非常重要。我不喜歡象牙塔理論或與理論完全脫節的實證研究工作。你需要兩者兼顧。」

梯若爾致力推動經濟學成為統一領域，而且無意止步。他說：「如果你有喜歡做的事情，你會做得很好；如果做得很好，那將為你的工作生活帶來一些意義。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