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爾斯·漢森

對於未來，無論我們的計劃如何，我們知道現實與我們所預計可能仍有不同。我們不知道會有甚麼不同。這產生一種前所未有的不安感，不只令我們感到頗為不舒服，且更難在數學上掌握及構想。

儘管我們無法知道各種未知的事情，但經濟學家拉爾斯·漢森（Lars Hansen）不但沒有迴避這個問題，他更嘗試理解當中的差異。他承認我們生活的各個方面，尤其是在經濟活動方面，普遍存在不確定性，並將這格外複雜及具挑戰性的問題推向經濟建模的最前端。

拉爾斯·漢森

2013 年瑞典中央銀行紀念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經濟學獎

如何了解經濟是否會隨時間推移而平穩運作？

不確定性只是漢森其中一項影響深遠的經濟學貢獻。這使他能夠與金融及勞工等各個範疇的經濟學家交談，從計量經濟學家到宏觀經濟學家。他不會自顧自說，還會傾聽他人意見，而這一點讓他獲得許多同業尊敬。漢森看待經濟問題的方式非常獨特，這促使他發明一種稱為「廣義矩法」（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GMM）的計量經濟學模型。GMM 讓經濟學家研究復雜模型的單個方面，而不必指定模型的每個部分，從而有助經濟研究向前邁出一大步。儘管漢森研究的示例是金融市場資產價格數據的特定特徵，但該方法從那時起就獲跨經濟學科使用。他亦因此而獲頒 2013 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

法國哲學家伏爾泰（Voltaire）曾說過：「懷疑的確會令人不快，但確定性卻是荒謬。」漢森很喜歡這句話，他經常用來說明公眾對不確定性的態度。」

漢森認為，我們需要讓人們相信，在面對各種不確定性時，有明智的方法來思考決策，即使情況很複雜，他們亦不應該放棄。

從數學術語層面，我們不知道有甚麼變化因素，亦即我們無法準確計算事件發生的概率。這個問題在不同的情況下會更加嚴重，包括有人試圖為未來計劃、制訂政策或談論金融市場的投資決策等情況。漢森擅長以數學的嚴謹性捕捉不確定性的模糊。這種思維方式，以及芝加哥大學經濟系聞名的使命感和全情投入的態度，促成他對不確定性建模的成功。

起初出現「有點離題」的想法

他前研究院學生 Jaroslav Borovicka 說：「當你提到 Ambiguity (含糊) 和 Uncertainty (不確定性) 等字眼時，聽起來就像是定義非常不精確的字眼。拉爾斯的意思是指你需要精確界定這些術語。你解決將不精確且意思模糊的鬆散概念轉化為數學的問題，這樣我們就可以編寫出真正能告訴我們一些現實的模型。」

在 10月，芝加哥一個異常溫暖的某天，聽著漢森回顧他的研究讓我們想了解他如何看待模型和政策之間更緊密聯繫的可能性。他說：「經濟學家善於提出關於未來的不同模型。我們會懷疑模型不太正確，但我們卻不知道他們到底錯在哪裡。這是我們真正需要考慮的不確定性類型。」

「我們必須採用這個術語『不確定性』，它有很多不同的意思，我們要嘗試以不同的方式看待將其形式化的後果或影響。為何這對經濟學很重要？對經濟政策的制訂有何影響？除非我以更正規的方式進行，否則無法分析。我視之為一項挑戰。」

運用計量經濟學預測政策成效

以最現實的方式應對不確定性建模的挑戰，使漢森處於該範疇研究的前端。這是他理解如何在不確定模型中模擬懷疑的獨特方式，使他的研究在學術界之外亦具吸引力。

他的前研究院學生和合著者埃文·安德森（Evan Anderson）解釋經濟模型內外均存在不確定的複雜性。安德森說：「拉斯真的希望經濟學有用，他知道經濟模型並不總是按照我們所想的方式解釋數據。他認為，個人在做決定時應該考慮經濟模型，但亦要了解到它們並不完美。拉爾斯不僅認為人們應該將之應用到經濟中，他亦想將不完美構建到他的經濟模型中，而在該經濟模型中，經濟體系的人懷疑這些模型。」

意識到未來和模型均存在懷疑，我們如何前行？漢森出身於一個教育家世家，他的觀點證明這一點，因為教育家世家最看重吸收知識。他說：「政策制訂者自然會傾向於那些非常自信地與他們交談的顧問，但這種巨大的信心是並無根據的，且不一定帶來最謹慎的政策制訂。我可以單單指責政策制訂者，但這在很大程度上亦關於與教育公眾思考不確定性、如何以明智的方式面對或處理。」

儘管日程緊湊，這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獎者仍抓緊每個公開演講的機會。最令人欽佩的是，他會到中學向四、五年級的學生談論不確定性。他以有趣的方式解釋複雜的想法，讓孩子可透過有趣而不令人生畏的方式了解概率的本質。

我們如何透過經濟模型改善氣候？

教育有關懷疑和為未知的未來作好準備，亦是一種應對不確定性的方式。這是漢森在我們結束談話時給予年輕人的建議。

他說：「當你上學時，你會學得廣泛的技能。你會對數學、科學、文學感興趣。這給予你可以在未來做各種事情的靈活性。即使在大學初時，我也不知道自己想做甚麼，但正是因為我掌握多種不同類型的技能，我獲得追求不同事物的靈活度。」

我們的未來有甚麼是可以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