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經濟學可解決氣候變化嗎?

隨著相關研究文獻不斷增加，加上愈來愈多的公眾呼籲採取行動，環境經濟學的重要性與日俱增。2018年，威廉·諾德豪斯因在宏觀經濟分析納入氣候變化而獲頒諾貝爾獎時，諾貝爾獎委員會曾強調今後創造持久和可持續發展經濟增長是個重大挑戰。

米高·斯彭斯說：「這是增長與徹底改變增長模式的競賽。」米高· 斯彭斯是諾德豪斯的同事，並以言論支持其研究的重要性。

2012年，芬恩·基特蘭是哥本哈根共識（Copenhagen Consensus）的小組成員，該小組負責分析全球最大挑戰的不同應對方法。當時提出的最重大解決方案之一是徵收碳稅。基特蘭表示：「徵收碳稅起初可能成效不大，但其後成效將會急劇地擴大。這是一種會影響誘因的方案。」他解釋了為何提供誘因是經濟理論的核心環節之一，並指碳定價是個好例子。

現時，碳定價已被視為減輕氣候變化的重要元素。斯彭斯說：「現時經濟學家們幾乎一致達成共識的事情相對很少，但這肯定是其中之一。」

美國、中國和加拿大等多個國家已提出方案。斯彭斯解釋說：「如果我們不能為碳定價，那麼我們就無法解決問題，原因有二。第一，我們鼓勵過度使用化石燃料並產生二氧化碳；第二，清潔的新技術處於劣勢，因為舊技術的產出之一，即化石燃料，沒有被適當定價，甚至可能是負向訂價。」

根據世界銀行，超過 45 個國家已實施碳定價機制，相當於全球每年溫室氣體排放量的 20% 左右。 The Carbon Pricing Leadership Coalition (CPLC) 強調，碳定價可將責任轉嫁給污染者，故可減少甚或防止損害。 訂立碳價不但可促使企業減少自身排放，亦可鼓勵清潔能源業界創新。

不過，由於缺乏全球性規管，故憂慮企業會為避稅而搬遷，導致失業問題。斯彭斯表示：「徵收碳稅是應對氣候變化的重要一步，但政治上能否成事卻極難得知。」

雖然國際協議十分重要，但斯彭斯認為現時大部分進展仍以個人參與為主。他說：「數以千萬人正採取不同的方法直接應對。這是好事，而且是必要的。」

斯彭斯強調，只採取一種方法並不足夠，必須改變人們的心態並加深他們對環保政策正面效果的了解。

斯彭斯說：「碳稅是由上而下、規管亦是由上而下，但由下而上的政策亦重要，這包括通過改變價值觀來改變行為。這意味著教育計劃，亦需要循環再用物料。」

年輕一代向來對減輕和防止氣候進一步變化最積極。「氣候大罷課」是學生爭取就氣候採取措施的國際行動，在 2018 年啟發了全球接近 300 個城市罷課。他們希望藉著向政治家施壓來實現改變。

斯彭斯說：「經濟學不斷變革。」任何時候，都不能說經濟學界已經擁有所有正確的模型和妥善的解決方案，但我認為經濟學正在變革並會做出貢獻。

有關氣候變化的爭議會持續不休。如何減少人類對環境造成的影響是全球最重要的議題之一。在尋求良好解決方法方面，經濟學家明顯會擔當重要角色，即使具體的解決方法將會相對複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