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致上，碳稅是對燃燒碳基燃料（包括煤、石油及天然氣）徵收的費用。政府規定排放者需為排放一定溫室氣體量支付某個價格。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及前世界銀行高級副總裁保羅·羅默（Paul Romer）說：「我們必須有一個經濟結構能鼓勵無害的賺錢方式。」另一位諾貝爾經濟學家李察·泰勒（Richard Thaler）補充：「有不好的東西，就提高其價格。我們應該對碳徵稅。」
我們必須有一個經濟結構能鼓勵無害的賺錢方式。
博弈理論專家讓·梯若爾（Jean Tirole）認為，這基本上是個政治問題。「只要各國政府同意，碳排價就非常簡單。試想一下，歐洲可以將定為每噸 40 歐元，這是非常小數目，甚至低於計算得出的合理價格。只需實施增加每噸碳 40 到 50 歐元的成本，煤炭將從歐洲消失。」
梯若爾認為，要使碳稅有效，就需結合教育和補償措施雙管齊下，人們需要明白徵收碳稅為何有用。「如果你住在離 (法國) 圖盧茲 60 公里的地方，你要開車上班，亦不是很富有，那麼碳稅就很有理由不受歡迎。相反地，他認為一個可能的選擇是徵收碳稅後再將稅款分給每個市民。經過適當計算，窮人實際上會從中受益。」
「排放限額與交易」(Cap and trade) 是對碳徵稅的另一個例子。梯若爾解釋：「如果我們想將暖化控制在攝氏 1.5 度以下，我們仍然可以排放特定噸量的碳。因此，如果個人、公司或政府因為減少排放的成本太高而想要排放碳，那麼他們就必須購買那些許可證。」
他補充道：「但我們不這樣做是因為沒有政治意願，而這是非常危險的。我們對子孫後代負有更大的責任，但我們做出很多漂綠（Greenwashing）行為。我們一直都在談論環境，可是我們做得很少。」
我們做出很多漂綠行為。我們一直都在談論環境，可是我們做得很少。
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曼（Paul R. Krugman）認同梯若爾的見解。這名《紐約時報》專欄作家說：「世界面臨的最大挑戰是環境問題。為甚麼我們還要談別的？如果我們有政治意願，這並非一個技術上難以解決的問題。控制氣候變化的經濟學並不簡單，問題是不僅有人否認氣候變化，還有由哪個國家承擔主要責任這兩個因素。這凌駕於一切。」
米高·斯彭斯（Michael Spence）說，在許多層面上都存在對多邊合作的阻力。「如果我們不能設法為碳定價，那麼我們就無法解決問題，原因有二。第一，我們鼓勵過度使用化石燃料並產生二氧化碳；第二，清潔的新技術處於劣勢，因為在此情況，舊技術的產出之一即化石燃料，沒有被適當定價，甚至可能是負向訂價。」
梯若爾認為，問題還有國家之間固有的不信任。他說：「『我國優先』的態度始終存在。」雖然世界舞台上的許多領導人都聲稱關心地球暖化的長期後果，但梯若爾認為最近的民粹主義趨勢已使許多國家走上了反徵稅的道路。「當世界上除歐洲以外最大的國家都由不想徵收碳稅的民粹主義者統治時，這很難建立一個國際聯盟。」
沒有地緣政治的改變，就不可能帶來改變。賓治·霍姆斯特龍（Bengt Holmström）稱之為「搭順風車問題」。就全球碳稅而言，這意味著雖然一個國家可能有心創造一個更潔凈的環境，但他們不想先把所有措施（和承諾）擺在桌面上。這就像做小組項目時，沒有人想成為完成所有工作的人。
但據梯若爾認為，最終這並不重要。「無論是我排放一噸二氧化碳，還是身在印尼的某人排放一噸二氧化碳，結果都是一樣。」無論二氧化碳在哪裡產生，對環境的危害都是一樣的。
經濟學家米高·斯彭斯表示，沒有人說碳稅是解決全球暖化這複雜問題的最終解決方案。他說：「我相信沒有人會認為透過給某項物品定價就可以解決問題，對吧？ 有很多價值觀必須改變，包括很多微觀經濟層面的行為。」
同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保羅·羅默 (Paul Romer) 同意這點，並認為問題的核心是國家不願採取積極的措施去解決問題。他說：「我們要做的就是創造一些獎勵措施來解決問題。最終，為碳定價只是一系列解決方案中的其中一個好辦法。你可以為碳排放定價、分配能源並鼓勵使用替代能源。碳排價並非脫離實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