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银亚太区总裁:新冠后金融开放更应兼顾双向

疫情后中国的金融开放也应兼顾双向开放,包括对外资资金汇出,以及中国投资者和企业的海外投资。

2020年 05月 15日

瑞银集团亚太区总裁许健洲(Edmund Koh)近日接受财新网专访,他指出,在国内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吸引外资流入的同时,疫情后中国的金融开放也应兼顾双向开放,包括对外资资金汇出,以及中国投资者和企业的海外投资。

瑞银集团亚太区总裁许健洲(Edmund Koh)

北京时间5月13日清晨,MSCI发布“半年度指数审议”结果,富时罗素也将于5月22日将A股纳入因子从当前的17.5%提升至25%。5月7日,央行发文取消外资机构投资额度限制。

在国内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吸引外资流入的同时,瑞银集团亚太区总裁许健洲(Edmund Koh)认为,疫情后中国的金融开放也应兼顾双向开放,包括对外资资金汇出,以及中国投资者和企业的海外投资。

瑞银是2002年首家获得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资格的外资金融机构,在QFII和沪港通北向交易中也一直占据所有机构中的最大份额。此前央行发文在取消额度限制的同时,也包括简化QFII投资收益汇出手续。

许健洲在5月12日接受财新记者专访时分析,鼓励资金流入的政策有一系列作用,包括对冲波动环境下可能出现的资本外流;支撑人民币汇率;在中国经常项顺差收窄、甚至偶有逆差环境下,平衡国际收支,避免出现经常、资本项双逆差。

“从我们的角度看,很多全球投资者希望投资中国,但当看到种种限制,第一个问题往往是,等赚了钱怎么把收益汇出去。”

分散化 & 金融双向开放

瑞银管理的规模约100亿美元的瑞银中国精选股票基金 (美元),是目前最大的全球投资者投资中国股票基金。该基金只投海外及中国香港上市的中企股票,瑞银亦有一只基金专投A股上市中企。瑞银亦通过瑞士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在国内服务高净值人群。

帮助富人或机构打理大量资金时,分散化很重要。他举例,如设立一个100亿美元规模的基金,如此规模通常需要25%的资产配置于海外,因而需要的QDII额度就是25亿美元。他希望未来不再有类似目前QDII这样的对每个机构给定额度上限,一种更合理的限制是,允许多少比例的资金可以投资海外,如25%。

5月9日,《全面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印发,提到支持境外投资机构在临港新片区内发起设立私募基金,深化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QDLP)试点。瑞银亦分别通过在华合资公募基金国投瑞银和瑞士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持有QDII额度,通过设在上海的资管业务外商独资企业持有1亿美元QDLP额度。

额度等方面的审批限制会给海外投资和海外收购带来类似的问题,他说,一边谋求投资机会,一边要走申请额度的程序,等到申请获批,投资的机会可能就没了。他也希望,金融双向开放的各类机制可以适当合并简化,就像此次合并QFII和RQFII机制一样。

资本外逃 VS 资本全球配置

财富管理业务近年占瑞银营收、利润过半,远高于其投行和资管业务,目前在全球管理资产规模约2.3万亿美元,在亚太地区管理资产约4000亿美元。

“过去谈海外投资,许多人自然联想到资本外逃、资本转移。” 许健洲说,但在疫情后环境下,中国许多高净值人士都明白,国内的发展机会比国外多,财富主要还是得在国内赚取。“基于我与他们的接触,包括在海外上市的创始人,他们对海外市场已经有挺深的理解,反洗钱等各类规定都懂。

与此同时,他们对资产全球配置来分散风险的必要性,也有充分的认识。许健洲说,全球的高净值人群都很看重资产的配置分散化,不管是区域还是资产类别。疫情后,中国和美国市场受到最多青睐。对美国股市,很多人看重的是亚马逊、微软等受益于疫情的科技企业。一边是成熟经济体,一边是新兴经济体,投资者两边都希望投。

许健洲是第二代新加坡移民,父亲早年从中国移民到新加坡,2019年1月起出任这家全球性银行亚洲区的最高业务长官,并加入瑞银集团执委会。

当前环境下,监管层不必过于担心资本外流。他分析,随着美国“直升机撒钱”逾2万亿美元,美联储又祭出逾4万亿美元宽松,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在未来一年中或升值至1:6.7。而由于美国如今对中国企业不再友好,短中期内更多中企会回到中国香港上市。

在4月底刚公布季报的一季度中,大中华区对瑞银亚太区(包括日本)利润的贡献接近60%。他认为,中国一些企业走出去,也能带来更好的与世界互动。疫情后,全球多数国家处于一轮较长时间的衰退中,债务负担会更高,需要更多的线上、自动化、科技手段,将出现更多整合、并购。而中国的市场及国内消费者规模,让中国企业的科技研发速度更快、成本更低。

“危机中的伙伴才是真朋友。”他说,在全球化程度可能降低,区域化程度或提高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将电商、新能源技术、线上医疗、金融科技等商业技术带到东南亚等地区,这些相对成熟、实用的技术在亚太国家,乃至在全球许多国家都会受欢迎。这是危机环境下中国企业与海外良性协作,在此过程中搭建信任的一个机遇。

在他看来,2020年代有可能成为中国企业吸取过去十年走出去的经验教训,更好走出去的年代。为此,中国企业需要将一定规模的资本投到海外,监管部门对此不必过于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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