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戴蒙德

在暖和的初春，一位紳士出現在麻省鱈魚角一間房子的門口，要找夏季租住的房子。他可能只是個有意租屋的普通人，但也可能是一名正在進行深入實驗研究的經濟學家，意圖了解租賃市場的搜尋流程。又或者，彼得·戴蒙德（Peter Diamond）同時做這兩件事，該一石二鳥行動為他數十年後在 2010 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研究奠定基礎。

彼得·戴蒙德

2010 年瑞典中央銀行紀念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經濟學獎

他的研究貢獻良多並且遠遠超越經濟學。戴蒙德跟同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占士·莫理斯（James Mirrlees）一起進行的最適度徵稅研究，將公共經濟學領域現代化。在政策制定方面，他對退休金進行的研究協助了改革美國制度，此外亦為波蘭由零開始設計退休金體系。

經濟市場務實方針

戴蒙德在他滿室陽光的麻省理工學院辦公室說：「對我來說，政策和基本研究有很強的關聯性。」麻省理工學是他的母校，自 1966 起亦是他的僱主。「當時我從基本研究找資料進行政策分析，然後利用政策分析來識別具有真正有趣答案的問題。研究不單止關乎解答一條問題，而是解答多條真正有意思和有用的問題。」

戴蒙德對社會經濟流程了解的方法，將他跟其他理論派經濟學家區分出來。思考問題後，戴蒙德會得出多個可用於訂定問題和找出解決方法的構思。然而他並不會就此停下來，皆因問題的實際相關性繼續推動他。難怪戴蒙德的麻省理工學院前同事兼朋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艾力克‧馬斯金（Eric Maskin）稱他為「應用為本理論家」。

人生挑戰：退休金體系

經濟模型只是協助找出解決方法的工具，理論模式本身不是解決方法，亦沒有實際應用性。他對學術界當中普遍看法持異議。他指「專業內有太多人只是照樣接受模式而不思考『我從中學會甚麼？對我思考各樣事物有何影響？ 』」

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系主任兼同事占士·波特巴（James Poterba）說戴蒙德部分最有趣的研究是從他的教學蛻變而來。他不單止希望掌握問題的精髓，還希望鑽研到問題核心並作為局內人思考。例如，他好奇法律和規管對經濟問題有何影響，於是報讀了哈佛法學院的課程。他跟其他學生一樣上課和考試。這種深入方針讓他能從律師的角度思考研究問題。

陪同戴蒙德參加學生教員午餐週會，可看出戴蒙德在某程度上認為研究是集體活動。學生和教員不拘禮節聚首一堂，一邊用膳一邊討論研究。然而，他會迴避提供建議。

退休金體系如何包括年輕人和自僱人士?

戴蒙德花了很多時間研究如何創立適用於各世代的退休金體系。在 1972 年，他被要求協助改革美國社會保障制度，當時國會認為美國快將破產，而過去的改革有嚴重錯誤。

戴蒙德解釋說：「推行退休金體系的困難之一是經濟的經驗多元化。針對所有問題的制度要顧及貧窮，也要顧及高危勞工和家庭。」

他強調必須為所有人設計一套制度，但制度往往同時面對不同的風險。

甚麼構成良好的退休金體系?

學者的生活方式通常像遊牧民族，可能會因為工作而到很遠的異國地方去。戴蒙德和妻子 Kate Myrick 在奈洛比、特拉維夫和劍橋度過學術休假時，就體驗了學者那種旅遊慾。自那時起他們選擇定居於波士頓，現在以此為家。他說：「家是我想回去放鬆和聯繫的地方，不單止跟家人聯繫，更讓我與我對世界的觀感聯繫，因為我可以退一步思考事物。」

跟家和家人的密切聯繫有助戴蒙德在學術和政策制定方面突出其表現，並給他機會對自己的社區作出貢獻。他跟妻子均在居住地的立法機構當選。身為公共財政經濟學者，戴蒙德對公共財政有良好的基本認識，曾成功推行運動提高稅收以滿足所居小鎮的預算案款項。

到競選連任時，他選擇以非傳統信息吸引所屬小選區的投票人。他說：「我參選時妻子已當選，我向投票人說，如果他們關心家庭價值觀便應該投我一票，因為這意味著我會跟妻子一起，這是非常重要的家庭價值觀。」

這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只是半開玩笑，反映他不因才華洋溢而自視過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