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步的终结？

2017年3月| 6分钟阅读时间

17 和 18 世纪开启了崭新的时间感。 过去和现在不再是等待基督再临的“等候室”，在那个时候，过去、现在和未来呈线性发展。 时间也随之延长。 科学家、统治者和商人不再面对唯有神知道的时空，于是开始侵占未来，并制定利用和重新设计尚未到来的时代的计划。 预见、预测和人寿保险应运而生。 其方向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红衣主教黎赛留 (Cardinal Richelieu) 的建议是放眼未来，而不是现在。 人类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信念，他们拥有了实现自己命运的力量。 人类社会缓缓驶入跑道，准备好一飞冲天。 科学、理性和工业的进步不仅是看起来那样势不可挡。 凡是挡在进步道路上的任何人都必须被除去，必要时可以凭借暴力。 在 18 世纪，“进步”找到了它的兄弟： 革命。 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 (Maximilien Robespierre) 在 1793 年强调，人类有责任发挥自身潜力并加速新秩序的到来。

科学、政治和文化都成了进步精神的俘虏。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速度和动态主义成为了“新福音”。 只有农民行动迟缓，但有谁想像农民一样生活呢？ 进步人士支持激进的变革。 其先驱者是那些自称的“未来主义者”，如建筑家安东尼奥·桑特利亚 (Antonio Sant’Elia) 和菲利波·托马索·马里内蒂 (F. T. Marinetti)。 他们在 1914 年发表的宣言中自信地宣布“建筑将比我们持续的时间更短”。 新一代人应当拥有自己的新城市、新建筑和新的生活方式。

人们有权利和责任破旧立新。 因循守旧意味着停滞不前。

诚然，对于所有解放理想来说，进步并不像铺满玫瑰花那般美好。 事实上，它不仅给我们带来了发动机和疫苗，也带来了马克沁机枪和毒气室。 批判理性伴随着暴力革命，自由民主与殖民主义和极权主义如影随形。 人们提出了所谓的“启蒙辩证法”，正像流亡哲学家麦克斯·霍克海默 (Max Horkheimer) 和狄奥多·阿多诺 (Theodor Adorno) 在 1944 年合著的同名书籍中所主张的一样。 如今，我们可以在那个清单上再加上气候变化这一项。

我们太习惯于把现代化舒适视作一种常态，所以我们必须回想进步推动的变革所带来的巨大震撼力。 现代的发展一直令人震惊。 从基督降生（公元 1 年) 到拿破仑去世 (1821) 的这段时间里，西方的生活标准几乎翻了一倍。 自那以后又增长了超过二十倍，从人均 1,200 美元增至 26,000 美元。 这一增长不仅带来了高档汽车，还包括学校、医院、清洁饮水、更温暖的房屋和一日多餐。 1750 年的时候，西欧人平均寿命不到四十岁。 而今，他们的寿命延长至 81 岁。

进步的引擎是否已经停转？ 从 1970 年代开始，人类进步的脚步的确放慢了。 正如经济学家罗伯特·J·戈登 (Robert J. Gordon) 所强调的，个人计算机和智能手机就革命性而言远不及更早的创新，例如电和内燃机，它们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从烹饪和住房到移动和通信。 伟大发明在本质上是无法预知的，但就 IT 领域而言，可以说已经走完了大部分发展历程，未来的增长有限。

这更有可能摧毁就业，而不是创造就业。

然而，进步的袪魅不能单纯地归结于增长趋势。 毕竟，我们谈论的是增长放缓，而非停滞不前，更不用说倒退了。 去年，英美两国经济均增长了 1.8%。 无可否认，这与战后繁荣时期黄金时代保持的 5% 的高速增长相去甚远。 但在历史的记载中，这几乎不能算是灾难。 在 19 世纪前的任何时候出现这一增长都是不可思议的，当时的社会只有 0.5% 的增长甚至完全没有增长。 即便是如今处于经济停滞的第二个“失落的十年”的日本，也没有崩溃。 但 1.8% 的增长并未让很多英美人长舒一口气，他们怀疑明日之后是否根本毫无未来可言。 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答案在于诸多微观社会和文化的变化，让人们越来越警惕地看待更广的宏观变化。 如今，进步失去其光辉的一大原因在于，多数人的生活已不再遵循直线的前瞻性轨迹前行。 工业和职业社会中常见的在同一份工作中结构化、有序前进的模式正在成为一种例外。 同样，在私人生活和亲密关系中，人们不再终生只结一次婚，安定下来，迎来自己第一个孩子，然后再抱孙子，而是离婚，再婚，或生活在不同世代的孩子同住的另类家庭中，如果他们有孩子的话。 应当承认，这种父权家庭和稳定工作的单一、结构化模式是很多现代人的美好理想，而非现实，或许 20 世纪 50 年代的人除外。

但是，身处一个零时工作和不稳定的工作安排日益增多的时代，有越来越多的人将 20 世纪 50 年代视作美好生活的标准。

然而，在高度动态和不确定的进步时代里，一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时间秩序感和安全感的许多机构日渐减少。 在过去，我们很大程度上依靠教堂和工厂的钟声与正常工作时间来安排自己的生活。 而今，购物和流动 24 小时从不间断。 休闲不再是悠哉的闲暇时光，而是充斥着看似永无休止、且不断变化的各种活动，尤其是作为专业人士的中产阶级。 与流行的看法相反，说如今我们没有时间并且工作时间比曾祖父辈的更长是不对的。 在美国，特别是 30、40 岁的女性，虽然 1980 年至今他们的休闲时间有所减少，但相比 1900 年的上一代女性并不见得糟糕多少。 其他年龄群体，尤其是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如今的空闲时间远超过百年之前。 问题之一在于，时间是如此不均匀地分布在几代人之间，而且与所谓的“三明治一代”在职业发展和照顾家庭上的多重需求愈发不同步。 同样也已发生变化的是，如今的人们在闲暇时间要忙碌得多，此外还要设法自行协调自己的日程安排。 因此给人以一种身处动荡时代的感觉。
我们可以轻易地将不平等和零工经济中零碎工作的增加归咎于对特朗普和特蕾莎·梅的支持 当然，很多贫困地区确实投票支持特朗普当选总统和英国脱欧。 但就其本身而言，那些失业、负债和边缘化的人几乎不可能导致他们的成功。 以今天的伦敦为例，有 60,000 人从事低薪的快递工作及相关的仓储行业。 他们所有人或其中绝大部分人是否都对英国脱欧投了赞成票是值得怀疑的；事实上，现在英国政府试图摆脱的很多都是欧洲本地人。 已被证明有决定性的是，特朗普和英国脱欧在宾夕法尼亚州、坎特伯雷和威尔特郡这样的地方赢得多数支持。 而这些地方绝不是公认的非技术性劳工或不稳定无产者的聚集地。 当地居民在全球化方面做得相当不错。 相反，他们担心好日子已经过去，自己可能成为下一群失败者，这有失公允，因此应当做些什么来避免最糟糕的情况出现。

这种担心是由当下的经济现实和二战后进步的黄金时代延续至今的期望这两者间错位的加剧所导致的。 “进步”用它再也无力兑现的承诺来过度推销自己。 “我得承认事情正变得越来越好”，当披头士乐队在 1967 年这样哼唱时，听起来是多么美好动听。 而今，几乎没有人愿意承认有事情在变好，不仅是因为确实没有什么在变得更好，还因为我们的期望长久以来过于膨胀了。 “紧缩”被视为有效的短期药物，但在治愈之后，有人又向我们做出好日子将会重来的承诺。

从长远来看，量入为出的生活被视为一种不可接受的主张，西方世界没有哪个主要政党敢于有限度地提倡这样的未来。

正在利用这些恐慌的与时间有着错综复杂关系的新政治不再以进步作为驱动力，而是怀旧。 特朗普和梅本质上都在向后看。 他们自称其目标是“找回”已经失去的某些东西。 但他们的政策是否能够掩盖已经出现的时间裂缝值得怀疑。 贸易保护主义或许能够使这样或那样的工厂回到“铁锈地带”，但其效果只是昙花一现。 保护主义对重振生产力毫无帮助——反而更有可能扼杀生产力。 虽然美国的基础设施可实施大规模改革，但在做出削减公司税的承诺之后，其资金来源又变得不明朗起来。 对特蕾莎·梅而言，英国脱欧将让英国重现往昔作为繁盛的贸易国家的荣耀。 但其问题在于，数百年来很多事物都发生了变化。 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还是辉煌的“大英帝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时至今日，帝国已不复存在，英国在全球 GDP 中占比也只有区区 4%。 这是一个富有但幅员并不辽阔的岛国，其本身对世界其他地方的影响力已大不如前。 中国和德国，甚至日本，都占据更重要的地位。 所有丘吉尔式的雄辩都无法永远掩饰这一事实。

面对一个需要将低增长和灵活性及知识相匹配的未来，怀旧并非有力的手段。 仅凭嘴上说要找回过去的“好工作”是不够的。 还应通过培训确保现在和未来劳动者都能在灵活的全球市场上胜任新的工作。 而正是在这方面，英国脱欧是其最大的敌人。 在过去，来自欧洲大陆的技术劳工和创意专业人员的自由流动有效地弥补了英国本土较为落后或根本不存在的灵活性政策。 英国非全日制大学教育解体的故事令人扼腕叹息。 就在丹麦等国积极促进弹性学习和再培训的时候，英国政府却上演“帽子戏法”，首先于 2008 年取消对重返大学进修第二学历的学生的补助金，接着将学费涨了三倍，最后进一步取消对非全日制学生的贷款。 最终，尽管非全日制学生在 2013 年恢复贷款资格，但其破坏性影响已经产生。 在 2010-11 年和 2015-16 年间的不到五年时间里，英国非全日制学生数量从 428,000 人骤减至 266,000 人。

第二个薄弱环节是消费。 人们常说，不平等会促进消费，就好像每个人都挖空心思、想要拥有超级富豪们越来越大的游艇和豪车。 当然，嫉妒乃人之本性，这种情况也确实存在。 然而，正如我在《物之帝国》中所言，事实上正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至 20 世纪 70 年代这样最平等、福利支出最高的时代，大众消费反而呈现突飞猛进的增长。 如今，不平等和紧缩开始侵蚀其根基。 在公平分配的前提下，2% 的增长没有问题，但不平等和福利削减会导致消费不足的风险。

1992 年，在柏林墙倒塌三年后，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 发表了十年来最具话题性的一本书： 《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在书中，他认为世界历史正在朝着西方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这个单一终点聚拢。

25 年后，普京、共产主义中国，现在还加上了特朗普，都在提醒人们，历史又再度重现，不可预测性依然存在。

弗兰克·特伦特曼(Frank Trentmann) 是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的历史教授。 他是 瑞银无限（UNLIMITED） 的供稿人，著有《物之帝国： 15 世纪到 21 世纪人类消费史》(Empire of Things: How We Became a World of Consumers, from the Fifteenth Century to the Twenty-First)（企鹅出版社）一书。